摘要：[17] 只有肯这样认错，才会下决心去学习西方。 ...
弟子赵絅赞其师云：学以颜子为准绳，志以伊尹为标的，陋室之不知，单瓢之不忧，千驷之不顾，万锺之不受，嚣嚣自得，绝未有舍所乐为世意。
不期而可要（约）者，天也。也就是说，无为（顺从自然法则––––天常）就是天德。
直到《中庸》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《中庸》是经汉代人整理的，一般认为是子思作品的深加工，受了孟子的影响，比郭店楚简更精致，完备），儒家思孟学派有了其最初的理论框架。天道总是正确的，而人由于心无定志，性一情异，就有可能乱天常，背天道，圣人就得通过考察人如何背离了天道，来寻求教化的途径。三、天德《成之闻之》上与天常比列是的天德：……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，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。还有其他例子可以旁证。太一出两仪，两仪出阴阳。
昔君子有言曰‘圣人天德，何？[2]（P168）在《五行》中也有接近的意思：德之行五和谓之德，四行之和谓之善。《庄子·天地》云：……玄古之君天下，无为也，天德而已矣。有学者分析指出，孔子时的刑包括两种意义，狭义的刑即今之刑罚、刑杀，广义的刑的相当于今天的法字。
关于君子怀刑一句，朱熹《论语注》说怀刑就是畏法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解作日儆于礼法。孔门弟子及后学分化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，在这里，我结合前人论述及儒简提供的信息提出进一步的看法。不求诸其本而攻其末，弗得矣。刑［罚］，所以□与也。
从大的方面说，西周礼乐文化作为儒学的思想资源，其本身就是礼刑同构的。因此当政者要统治民众，必须自己行善以先民，敬慎以导民。
另外，各国的变法在当时是一种试验性的改革，法家就是拿一些粗糙的理论进行试验的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其理论的，慎到不可能以此来教育太子。刑罚的施行，是人君德行失坠的结果，是不应该提倡的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还有一点是为学人所忽视的，就是七十子中除了子夏外是否还有人受法家影响?过去只重视儒法斗争，这只能是七十子及后学中某一派的思想倾向，其实七十子及后学活动的时代正是变法运动和法家学派形成，初步发展的时代，不可能不受其影响。
儒家自孔子创立之初即有分歧，孔子死后第一代弟子先有子张派因激烈的态度，难见容于其它弟子而最先分出，而后来发展因文献缺佚难考。这即是说，对于统治者而言，如果其行不信，则民不从其命。儒简把礼乐与刑法并举显然是对孔子这一思想进一步的发展，且受法家的影响，提得更明确。至于时代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是七十子及后学活动的战国初期到中期。
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译为 关心法度。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中也认为慎到是从道家中分化出来成为法家的。
按此，儒简的撰作必在此之前。认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当政者必备的条件。
求己在儒简中被作为很重要的德行之一。这说明，求己是反省自己，通过反省修正自己，以实现主观愿望与客观目的最终一致。第三，德治与刑罚德治与刑法在儒简虽见不到直接并举，但从总体思想上可以看出是直接继承了孔子德主刑辅思想的。认为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王天下的先决条件。《忠信之道》亦说：忠积则可亲也，信积则可信也。老庄一派坚持述道、离世、超越，至庄子又成一大高峰。
关于儒简的思想内容及学术倾向，本文以为应与孔子之后孔门弟子及后学分化的状况联系起来研究。儒简中强调德治的文字很多，大致有三层意思：一是注重道德教化，如《尊德义》有：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。
作者同时肯定赏爵与征伐、刑杀，但强调必须由其道，不能轻率，不能乱来，否则会失得其反，达不到目的。这是西周统治者处理礼刑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。
在对待礼乐与刑法关系上，儒简是礼乐与刑法并举的。战与刑，人君之坠德也。
反之，民不知耻，犯罪不止，即使爵赏也不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。未刑而民畏，有心畏者也。第二，劝赏与刑杀儒简《尊德义》云：赏与刑，祸福之基也，或前之者矣。三、郭店儒简的儒法融通郭店儒简的儒法融通主要有以下内容：第一，礼乐与刑法礼乐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主要观念，是被所有儒家学者所固守的，可以说，不谈礼乐，就不能算儒家学者。
是故威服刑罚之屡行也，由上之弗身也。也许最大的原因是楚经吴起变法失败以后，旧势力卷土重来，当局者对公开宣讲法家的东西有戒备，加上秦楚的敌对，所以公开以法家著作教授太子应该是不可能的。
所刑者不必有罪，则刑亵而民不耻。当然，他也不可能是选所有的儒家作品，只能选当时影响大、堪称儒家主流的(如子思一派)作品，以及某些能兼融法家思想的儒家作品。
但大多倾向于认为儒简主要是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著作，是对孔子学说多样化的阐发，而其中以子思派的作品为主，为紧接其后的孟子作了铺垫。儒简还从历史上寻找礼乐与刑法并举的依据，《唐虞之道》云：皋陶入用五刑，出载兵革，罪轻法［也。
【注释】［１］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［Ｍ］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［２］姜广辉郭店一号墓墓主是谁［Ｎ］人民政协报，1998—12—26(3)［３］范毓周荆门郭店楚简墓主当为环渊说［Ｎ］人民政协报，1998—12—26(3)［４］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［Ｎ］光明日报，1999—07—02(7)［５］戚永专家话楚简：(上)［Ｎ］光明日报2000—02—04(1)［６］李裕民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［Ｊ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，2000(3)［７］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［Ｍ］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7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郭店儒简 儒法融通 。进入战国以后，先秦学术思想进入第二次大分化(第一次是春秋后期，道、儒从西周礼乐文化或官学中分化，法从礼中分化等)阶段，至战国中期，这一分化达到高峰，便开始了百家争鸣的高潮。儒简强调德治，所以对刑罚就认为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是德治失败的补救措施。法家当时虽影响很大，但多是在实际政治领域，东方各国除齐而外的思想家、学者，对其学术性、理论性是难以认可的。
可见当时的学术思想确实是处在一种自由争鸣，交流互渗的气氛之中。在儒简《尊德义》中的表述是刑不隸于君子，礼不隸于小人。
(同上)求己是本，不求其本而逐其末，是治理不好国家的。是故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词，虽厚其命，民弗从之矣。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就是当社会出现了问题，先从自己反省，看自己有那些地方没有做好，不要一味地责怪臣下或百姓。尽管如此，儒简在礼乐刑法并举中并不是没有侧重的，而是认为礼乐比刑法应优先强调，且把刑法的作用也归于教，即重视刑法的教化或者预防犯罪的作用，在总体上还是归属于儒家的——这是儒简的突出特点。
